如果当年一念之差留在温州通用电器厂做副厂长，或许今日的郑秀康正退休在家“知天命”地享受儿孙之乐，中国鞋业也就遗憾地少了一个响当当的名牌——康奈。命运之手的翻云覆雨就是如此出人意料——从邻居婆婆借的500元成就了郑秀康而立之年的第一家企业，然后一发不可收。采访中，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显得执著而坚定，话语中除了讲到自己的往事有些动容之外，总是传递出一份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创立“康奈”品牌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创世界名牌”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梦想。这么多年，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我都庆幸自己始终未曾放弃过这个心中的梦想。

　　30多年前，我还只是温州通用电器厂的车间主任。虽说是主任，可多年来一家人生计艰难：妻子体弱多病，儿女年岁很小，一家人挤在狭小的租来的屋子，一切费用就靠我每月50多块钱的工资，常常入不敷出。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我做了一个后来看来算是我人生中极其重要的决定——学做皮鞋。

　　1979年的温州正商品经济大潮初起，手工制鞋是当时的热门。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白天上班，晚上做鞋，卖后可以贴补家用。于是，我跟师傅从一针一线开始学起，花了45天，我掌握了一般人需要三年才能学会的全套制鞋技术。我16岁就开始学习模具制造，搞机械出身的人脑子里总绷着一根所谓的“标准”弦，我把自己搞了十几年的标准化生产的经验用到制鞋上，甚至还自制了一些标准化的制鞋部件。所以我做鞋又快又好，拿到市场上去卖，价格居然比一些师傅做的还高。我当时很得意。

　　随着我的制鞋生意越做越红火，1980年，我做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我为之奋斗了20年的温州通用机器厂，注册了我自己的第一个公司——“红象皮鞋作坊”。当时的“红象”还小的不足以被称为企业，温州早期的工厂基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只需一笔不大的资金就能运作。但就是这笔资金，让我尝到了人生创业的第一个苦头，我变卖了家里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甚至衣服，能卖的都卖了，可钱还是凑不齐。

　　后来那段借钱的经历，如今依然深深印刻在我脑海里，每每想起，都不由得唏嘘一番。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开口借钱，向邻居婆婆借500元。婆婆人很好，可是婆婆的女儿怕我亏本还不上钱，就和妈妈吵了起来。还记得婆婆当时对自己的女儿说，“我从小看着秀康长大，知道他的为人，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功的。”听着母女俩的对话，我的眼眶有些湿润，心里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成功。

　　1985年，还记得温州工商局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文件上午刚刚传达到，我下午就跑去那里注册了“鸿盛”皮鞋皮件厂，并在当年注册了“鸿盛”商标，当时我已经拥有了50余名员工，达到了当时温州民营鞋企的中等规模。

　　可没过多久，一场厄运降临到整个温州鞋业头上。1987年，由于无序竞争，导致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劣质鞋事件。虽然我们的鞋子没有被烧，但也受到了牵连，同样遭到全国市场的排斥。一位商场经理对我直接说:“不是你的鞋子不好，而是你的鞋子出身不好。”当时上海很多厂家来考察，认为我的鞋子质量非常不错，但要想在上海销售，就必须打上海牌子。

　　我反问自己，难道温州鞋除了贴别人的牌子，就真的没有其他出路了？此后，我花了18个月南下北上、四处取经。最后在世界鞋业王国意大利，我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流水线、最精湛的制造工艺和最时尚的皮鞋款式。我一下子豁然开朗，认为自己找到了今后的奋斗目标。我暗暗做了决定——一定要创出属于中国的“世界品牌”。

　　从意大利回国后，我改厂名为“长城”。1991年，我注册了“康奈”商标和中国最早的人头像商标，寓意“健康发展，其奈我何”、让温州鞋抬起头来。到今天，这枚高高昂起、充满自信的商标已经进入康奈全球3000家专卖店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