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中国制造都在经历一场大考。是有一些企业关门，但远非成千上万，上规模的企业出事的很少，倒的大多是既无技术实力又无资本实力的中小企业。如果这次大考能过，将来 Made　in　China就会是品质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大部分中国企业还在半山坡上艰难地行进

　　风霜雨雪

　　几公里的狭长丘陵谷地里，聚集了三千多家制鞋或鞋材企业，它们分布在朝向各异的民宅或厂房里，这些建筑看起来像各种比例的水泥方块，杂乱地簇在蜿蜒的公路两旁，被绿色的田野包围，更远处，起伏的丘陵郁郁葱葱。

　　首次来到吉隆镇的人，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这里属于广东惠州，20年前还是一个乡村小镇，但现在或许是全世界鞋厂密度最高的地方。几乎有楼房处就有几十家鞋厂。

　　虽然在两年前如愿拿到了“中国女鞋生产基地”的牌子，但这里的鞋厂绝大部分只能称为家庭作坊，几台鞋机、二三十个工人，就是一个厂。这里最大的企业，到了东莞，只能算中等规模。

　　3月底，当知道有记者来访，几位当地鞋业的头面人物聚到了一起。几小时的聊天中，苦恼、无奈、苦笑的表情交替出现，笑容难觅。

　　“我们现在是风霜雨雪都遇到了，就是没有阳光。”说话的鞋厂老板数起手指头，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减少，还有劳动合同法。旁边的人提醒，电价涨了、缺工也得算上。

　　“风霜雨雪”加起来，成本上升差不多30％，是利润的几倍，价格又提不上去，“没订单，还主动一些，手上有订单的，做多少亏多少。”

　　可开工厂的，又不能不开工，要不工人都走了，拿了合适的订单也做不了。几台机的小作坊还好，随时可以关门，大厂只能硬着头皮做。即使这样，还有麻烦——工人不够。

　　吉隆镇上的当地人只有不到5万，但外来工人有15万，每年生产6亿双女鞋，80％出口。这里的月工资已经到了1600元以上，比“珠三角发达地区”高出了200－300元，可因为是农村，前两年开始工人慢慢短缺。成本上涨的麻烦甚至比不上缺工的麻烦。

　　到处都缺人。在座的一个老板，去年刚投产了镇上最大的鞋厂，现在开工不足20％，“只要有工人，我还是有把握能做下去的。”

　　镇上的鞋业厂商会去年组了一个团，到内地几个省份去招人，悻悻而归，“内地的政府很客气，但名为劳务，实际是想招商。”

　　现在很多小厂关闭，他们看到的“只有黑暗，没有光明”。

　　怎么活下去？

　　迁移？“怎么迁？我们都是吉隆的农民，几个人、几十个人用钳子做鞋，一步步走过来的。身家都在厂房、设备上，现在卖也卖不出价。走也走不动。”

　　升级？大部分吉隆的鞋厂还处在从作坊向流水线升级的过程中。建了流水线的大厂“只能谈生存”，用什么升级？

　　拿定价权？“你告诉我，我们这些草根小企业怎么去拿定价权？去年年底，龙永图在东莞说，中国制鞋企业要拿到定价权，我几乎听不下去。他自己试试！”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劳动合同法执行后，工人和老板的纠纷肯定不断，现在许多工人动不动就是“我告你”，接下来几个月要忙着应付纠纷了。

　　确实没有一个好消息。难道这个奇迹小镇只能从此没落？对着几位神情凝重的草根老板，记者不忍心问出这个问题。但一个老板的喃喃自语，还是让人心生安慰，“我们当年怎么走过来的，就怎么走过去。”希望，向来属于自救者。

　　大考来了

　　一百多公里外的深圳，“气压”远没有吉隆那么低。“现在MIC（中国制造）面临一次大考，不是一般的升学考试，是高中升大学的考试。”深圳荣恩公司副总经理方至刚对中国制造的处境有着自己的判断。方至刚1986年就来到东莞，管理一家台资鞋厂，是第一批到大陆的台湾人。他一生只做了一个行业——制鞋。

　　当初他来到大陆，正是由于台湾鞋业因成本全面上升而整体外迁。“与20年前的台湾相比，现在大陆的成本大冲击，我看到的是更坦荡的路。”

　　他认为，这次成本冲击将带来行业整合的机会，是好事——一直以来，有太多的小企业打价格战，把市场行情搞乱，他用“宵小”形容它们——现在，行业里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将有可能在合适的舞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行业会更健康，MIC会打得更响。曾几何时，MIC是低等品的代名词，如果这次大考能过，MIC将来就是国际品质的代名词。”他说，从这个意义上，他欢迎这次冲击。